孙国民觉得不好，赶紧出去找，在这一片小平房转了好几圈也没见到孩子的影子，苏桂芬急得当场就哭了。

卖卤水鸭和三黄鸡的王老板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，他发动了这一片租住平房做生意的安徽老乡们大家全都出动，四处寻找，又帮着给报了警。

到了后半夜，王老板的手机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孩子们在徐家汇一带的一条马路边号啕大哭，被过往群众发现，报了警，警察将他们带进了派出所。

王老板给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赶到派出所，这是孙国民夫妇出门以来最奢侈的一笔消费。但是来不及考虑钱了，实在想快点见到孩子。到了派出所，孩子们睡在长椅上，盖着被子，听见有人进来，栩栩先醒了，搂着苏桂芬的脖子就哭开了，二柱也醒了，两个小妹妹也醒了，鼻涕眼泪抹在一起。

苏桂芬怀里抱着的那个也被惊醒了，扯起嗓子参与了号啕痛哭。

临走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值班警察在一边说："怎么搞的吗，生这么多孩子，又没有能力养，结果搞成这个样子，搞什么搞吗。"

孙国民一手抱着一个孩子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对那个年轻警察如鸡啄米一样使劲地弯腰点头致谢。

回去的时候没打车，一家人走回了郊区。孙国民怀里抱着最小的，背上背着陈老板的一个闺女，苏桂芬背着另一个，两个孩子走着走着就趴在背上睡着了，二柱和栩栩跟着步行。

到家时，天已经快亮了。

孙国民夫妇打算今天哪里也不去了，就在家里看着孩子，好好打算一下今后的生活。

26.

孩子们出走的事件，让孙国民吓了一跳。他分析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孩子们不能总是拔鸡毛鸭毛，他们小，要有玩的东西。左思右想，就想出了个让孩子吹唢呐的办法，有了乐趣，就不总想着往外跑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的游乐场，那些高大神奇的游乐设施有时候会在火车厢边一闪而过，对孩子们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旁人是无法想像的。

所以，孙国民想，一定要带孩子们去一趟游乐场。

这个时候，王老板的鸭子生意赚够了钱，回了老家，苏桂芬和孙国民商量，能不能四处托托关系，再找一个这样拔鸡毛的生意。

苏桂芬的想法立刻和孙国民不谋而和，只是孙国民比苏桂芬想得要远得多。孙国民告诉苏桂芬先不要着急，先要有个重要的事情做，就是要让孩子们学会吹唢呐。

苏桂芬问："那是为啥？"

孙国民把苏桂芬拉出屋子，站在一截断墙上，看不远处的轰隆作响的挖掘机，看远处林立的高楼。

孙国民说："你看，上海这么大，这么多的人，不会饿死我们的。因为这么多的人要吃东西，就会有人做，上海不光一个王老板做卤水鸭和三黄鸡，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，你看，那些楼你数得过来吗？"

苏桂芬摇头说："数不过来。"

孙国民说："对啊，数不过来，那上海有多少人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"

苏桂芬摇头说："数不过来。"

孙国民说："你活这么大，见过太阳哪天没起来过吗？见过天塌下来过吗？见过地上不长庄稼了吗？见过人都不吃东西了吗？见过人吃人吗？"

苏桂芬摇头说："没。"

孙国民说："是啊，那就是上天总是给人活路的。除非他自己不想好好活。"

苏桂芬说："那为啥要让孩子们吹唢呐？"

孙国民说："你说，我们一辈子为了啥？"

苏桂芬想了想，说："为了孩子。"

孙国民说："是啊，要是孩子们出了啥事，让人拐跑了，病着了，摔着了，那咱们还咋活？"

孙国民的这几句话，说得苏桂芬直打冷战："那咋办呢？"

孙国民说："上海这么大，一定会有事情做，我们做事情之前，要让孩子们找到事情做，省得瞎跑，要是真跑丢了，那就都完了。"

苏桂芬说："那吹唢呐就能让孩子不瞎跑？"

孙国民说："那是。唢呐这个东西有调调，凡是有调调的东西要是好听就得准，准这个东西就没有个头，没有头的东西就会让人着迷，一着迷就让能让人忘了玩。"

苏桂芬说："真的吗？"

孙国民耐心地解释道："这么讲吧，世界上那么多废品，你捡的完吗？对了，捡不完，所以吹唢呐能吹到最好吗？吹不到。但人就是想吹到最好，就使劲吹，没完地吹，就着迷了。再比方说，往驴子眼前放个萝卜，驴子就跟着走，其实驴子吃不到萝卜，它一心跟着萝卜走，就不往别的地方去了。"

苏桂芬听明白了，她最崇拜孙国民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孙国民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她点亮一盏明灯，照耀前进的道路。

这些日子孙国民夫妇依然带着孩子外出捡废品，但早早地就回来，督促孩子们吹唢呐。孩子们在武汉的时候就已经能吹响这个看似简单的小喇叭了，在上海吹起来就是找调门的问题了。孩子们当中栩栩的悟性最高，教教就会了。虽然孙国民的说法很糙，但非常管用。孩子们从哇啦乱吹到吹出调门来，确实就在孙国民的诱导下着迷了，因为孙国民教孩子们吹那些传统的曲调时，会把那些调门和鸡鸭猫狗的紧密联系起来，从用唢呐模仿鸟和各种动物的叫声开始到那些传统曲目，把孩子们勾引得如痴如醉的，

尤其是他经常即兴来一段，逗得孩子们像炸了群的小鸡一样地乐。